江都是江苏省扬州市下属的一个区。1994年撤县设市（县级市），2011年又撤市设区，并入扬州市。我本不是江都人，可有缘的是，江都成为了我的第二故乡（老公的家乡）。扬州因历史旅游文化而声明远扬，而江都区，与传统意义上的扬州并无多少关联。江都区的历史美誉，主要与新中国成立之后当地所取得一些成就相关。比如，这里是南水北调工程东线的起点，也是首批被江苏省政府命名的有名的“建筑之乡”。

  近些年回去，我发现江都区和很多县级市一样，变化最大的是修建的楼盘慢慢的变多。走在路上，一眼所见的都是各种林立的楼盘。拔地而起的商业楼盘背后，隐含的是当地地产市场的日渐饱和，这也代表着当地建筑行业的发展空间在日渐减少。今年过年回去，我发现这样的情况变得尤为突出。以当地最大的建筑集团为例，其官网多个方面数据显示，2023年营收为365亿，同比营收增长才12亿，增速仅为3%。当地人调侃，这样的增速都没跑过6%的通胀率。对于建筑行业的中小企业而言，情况更不乐观。首先，行业发展空间日渐萎缩且竞争日益激烈。一方面，建筑行业的发展不景气使得作为中下游的中小企业回款难度增加；另一方面，同行大企业的不断进驻减少了中小企业在当地可分得的存量市场。另外，随着政府对经济高水平发展的重视，中小企业所要应对的正规化监管也在日渐增多。这三个因素的共同影响，使得建筑行业里中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日渐艰难。

  债务的拖欠和催讨是企业和市场运作自我调节的一个客观机制。然而，在行业总体的发展并不乐观的情况下，债务的拖欠会更为严重，而企业的回款也会随之变得艰难。与历年相比，江都区今年建筑行业的债务拖欠情况更明显。“讨债难，还款难”成为一个大家都比较关注的话题。

  A总是江都区头部砼业公司的二把手，他每年年底的重要工作是追讨客户回款。A总表示，对他们公司而言，今年讨债格外难。去客户公司，那里的办公室，会议室的门全都紧锁。他们根本找不到人，都没钱还款。大年二十九当天，他在去接自己儿子回家之前，才从一个客户家中“空手”出来（没追到款项）。从接到儿子到回家的路上，他也一路忙着接电话，打电话催款。

  比如，他们和一个客户签订了总包3000万的合同，按合同约定，对方须在2023年的9月前支付80万款项，2024年春节前支付200万。可是直到大年三十，对方才在A总提出如果一分不付那就按法律程序走的说法下，支付了50万。据该客户所言，这50万是他和亲友们借贷的，剩下的欠款只能之后再进行支付。

  A总他们的公司，作为建筑行业的原料供应方，负责为各个建筑施工方提供混凝土。他们讨债的难易程度取决于上游地产公司的营收情况。可是，当地的房地产市场已趋近饱和，中产家庭平均一对夫妻持有一套房产，父母一套、子代小家庭一套。之前网络上全网热议的“江浙沪独女”，确实是当地一些家庭物质条件优渥的体现。

  比如，两名本地的独生子女结婚，他们不但可以持有自己的一套房，未来还可以持有双方父母的房，有些更不可思议的是爷爷奶奶、外公外婆的房产。少数条件更为优渥的家庭，除此之外还持有一两套投资房产。因此住房在当地难以形成新的增长需求，市场逐步趋于萎缩。A总的这名客户，正是因为公司经营业绩下滑，自己手上仅有的现金流只能先去偿还银行贷款。他本来计划先还贷再继续借贷，以维持公司的正常运转。

  当然，并不是所有的项目回款难度都那么高。对那些刚投入的一期项目，收款难度与二期和三期相比要较为容易。如果一期的项目收款就出现困难，自然会影响供应方后期的工作执行和配合程度，进而影响整个工程的执行效率。为了尽最大可能避免发生这样的情况，一期工程的追款会相对简单一些。

  江都区的中小企业还逃不过大企业进驻带来的竞争压力。据A总描述，本地行业里中小企业整体业绩下行。在全国市场趋于饱和的情况下，外部的同行企业也下“基层”抢蛋糕，外来的建筑企业慢慢的变多，基本占据本地建筑市场的半壁江山。地方中小企业面对这样的大规模的公司，在项目招标、资金管理等方面，均不存在竞争优势。

  其中一类大的竞争企业，是本地人在外省创建的企业回归抢占本地市场。江都区在集体时代是全国有名的建筑之乡。正如当时的温州人到全国各地承建项目之后留在当地发展一样。江都区在集体时代各个镇办企业的建筑队也前往深圳、湖南、湖北、上海多个地方承建工程。这些集体企业转为私有制之后，当时一些建筑队的队长就留在当地成立公司继续发展。

  近些年来，这一些企业为了在日渐激烈的建筑行业中寻找新的生存之地，陆续返回家乡抢占新的下沉市场。当然，地方政府为了进一步促进经济发展，也出台多项优惠政策吸引这些老乡企业“回家”。比如，一名当地人在上海打拼发家之后，在上海成立了集团化公司。这两年该公司回到江都，重新抢占当地建筑市场。

  在许多县域，一些传统行业往往经过从野蛮生长到正规化的经营，这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。在江都区，B总的经历体现了这一转向。

  B总曾是当地有名的货运行业个体业主，现在却成为了一名搅拌车司机。2017年前，B总曾经营了4台吊车、1台搅拌车，养着自己的一个小车队。B总的父亲是集体时代村里运输队的队长。村集体企业转制时，B总的父亲便牵头将村里的运输队买了下来，且因他们所在的村庄位于河堤边，村里通过租赁河堤土地进行招商，成功建造起了一批造船厂。村里和这些造船厂谈判的条件之一是，一定要使用本村的运输队伍。B总家就顺势成为为这些造船厂提供材料运输的乙方。

  B总说，2002年左右，吊车一个吊臂一上一下便可获得2000元的报酬。至2010年时价格一度涨到了约4000元。他名下的搅拌车，每年亦可获得10万元左右的收入。当时B总的日常工作只需要负责车辆的调度和定期结款，是当地令人羡慕的“大款”。

  和很多个体业主一样，当时B总的经营是粗放模式的，既没有注册公司，也没给吊车上牌。考虑到吊车就在船厂中工作，无需上路。他们通过不上牌的运作方式，“规避”掉了每月需要缴纳的约2000养路费。这实质上是一种非正常的经营形态。2017年，当地很多不合规的船厂被关闭。而那些合规的船厂，则逐步搬迁转移。由于B总的吊车缺乏资质和牌照，既没办法正常上路到其它地方从事运输任务，也没办法进行转卖，最后只能忍痛当成“废铁”变卖。原价40万一辆的吊车，变卖“废铁”后一辆只卖得4万元。后来B总只能到一个中小企业上班，可是发现上班所得收入还不及给雇的搅拌车司机开出的工资。于是，他便辞掉工作，全职做起了搅拌车司机。市面上像他这样的个体业主，正逐步被正规化的运输公司替代。市场调节出现的“灰色”地带，快速被时间修正了。

  中小企业因行业发展不景气而产生的债务负担，因竞争非常激烈而面临的挑战，以及从粗放转向正规必须承担代价，都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。一些中小企业，以及那些通过非正规手段获得特殊存活空间的小个体户，无可避免会被市场淘汰。同时，我们也应该看到地方中小企业的存在，除了经济发展的功能之外，也具备极其重大的社会保护功能。

  江苏等东部地区的中小企业，一直是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他们聚集在市镇地区，不仅是地方政府的重要税收来源，也是地方民众的主要就业市场。当地很多农民在上世纪90年代便不再种地，转而前往这些中小企业打工，实现了离土不离乡的工作和生活模式。大规模的公司和科技公司与中小企业相比，生产力更高，业务流程更加科学和规范。然而，这一些企业对于就业人员的要求也将更高，对本地就业人员的吸纳程度则偏低。那么企业和地方社会之间的融合度将会促进降低。因此，保护和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，某一种意义上就是在保护地方社会。

  对于政府而言，一定要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。首先，对那些有潜力转型的中小企业，可以在融资和技术方面提供对应的帮助，助推这些中小企业平稳度过转型危机。据我所知，一些具有自己实验室的砼企业，因对材料的成分和市场使用情况较为熟悉，具有往环保企业转型的想法，可找不到对应的资金和技术支持。

  另外，对那些注定要被淘汰的企业，政府在政策上要给足缓冲期，帮企业解决好失业人员的安置和赔偿问题，避免造成大的社会问题。

  最后，政府既是市场监管主体，也是公司发展的服务主体。在监管企业的同时，要最好能够降低给企业增加负担和损失。比如，能更加进一步优化和合并现有的监管流程和要求，从现在的几个部门分开检查改为同一天检查，进而减少对企业的生产时间和精力的占用。而对于中小企业主而言，努力谋求转型和正规化发展将是他们唯一的出路。